临近年关，我又一次回到西安。刚下高速，车子在收费站前挤成一团。鸣笛、轮胎摩擦沥青的刺响，和一声声阻止插队、蹭ETC的“嫑急（别急）”“慌撒（慌什么）”的喊声，在耳边响起。

像往常一样，一旦靠近，我就会不可避免地卷进那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声场里。

这些年出门在外，我听过太多对这里的称赞。

“宝藏旅游地”“网红城市”“文化古都”等高赞评价，仿佛终年和这座城绑定。短视频平台上，抬手就能刷到穿古装的游人在景点前合影，镜头摇过一张张精致的仿古妆容，响起《神话》《琵琶语》等歌曲的旋律。镜头拉远，夜空下的大雁塔钟鼓楼和城墙，被灯光勾勒出庄重的线条。

▲大年初三晚上，西安钟楼前，游人们穿着各式汉服与钟楼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城门楼下，众人踩着摇滚的鼓点，合唱许巍郑钧和黑撒。大唐不夜城点亮了南郊的半边天，广场上回荡着典雅悠长的乐曲，多是传统的五声调式。演奏乐器听起来有埙、有箫，或许还有古琴。舞台上，狄仁杰表演即兴喜剧，李白与路人对诗，不倒翁女孩飞身牵手，到处都是鼎沸的笑声和叫好。

可每当我满怀期待地回来，试图去寻找那个富有诗意的“长安”时，却总是失望而归。

印象里，一靠近人多的地方，我就会被一股聒噪、急切的声音包裹。走出火车站，被人围着问住不住宾馆；走出地铁站，耳边萦绕的是推销古装旅拍的南腔北调；哪怕只是站在路口，也总碰上三蹦子师傅听起来像约架的询问：“揍（走）不揍（走）？”

今年也不例外，我在景区遇到了一个东北大姐和一个四川男孩。大姐守在大雁塔地铁站的闸口附近，逢人就问要不要拍组“嘎嘎好看”的汉服照，“刷刷”地翻相册展示照片。沙哑的嗓音和拖沓的脚步暴露了她的疲惫，她说，为蹭这边的热度，她和家人一起从大连赶来。

男孩则在钟楼鼓楼间徘徊。他能熟练介绍唐宋明等朝代汉服的优缺点，帮人分析跟拍和单张哪个更划算，因此客人不少。他没回老家过年，“春节人气旺哦，我朋友初一当晚挣了两千多。”

大年初三晚上，我和他一起逆着人潮，从钟楼走到鼓楼。这二百多米路，走了十多分钟。走完我开始理解，为什么他的额头总有汗珠、习惯吼着说话——这实在是个体力活儿。

▲大年初三晚上，鼓楼附近步行街人声鼎沸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在这个称得上全宇宙汉服穿着率最高的地方，望着迎面走来的文官武将、公主王侯和怀揣长剑的黑衣侠客，我恍了神：“这是穿越到哪个朝代了？”他告诉我，有些造型来自近年热播的古偶剧，不一定出自真实历史。我则注意到，有人披着猩红长斗篷，像刚从《红楼梦》剧组走出来。

这里的另一大主角，是摄影师。他们背着相机和平板电脑，拉着装满道具和补光灯的露营车。几乎所有能完整拍到楼身的地面上，都有摄影师的身影，包括一棵秃树的V形枝杈后面。晚来的只能掏出板凳、架起梯子，尝试从高度上穷尽拍摄角度。

也许是太过稠密，声音在这里几乎变成实体。因为不断地响起、叠加，按下快门和闪光灯点亮时的响声，变成了均匀的伴奏。天南海北各地口音的交谈，汇成低声部，充胀着每一寸空气。最高最亮的声音，大多来自摄影师与被摄者的交流，“看这边”“不动”“稍微低一点”“保持”，最后以“OK”结尾。

与被行车道包围的钟楼不同，大雁塔周围宽阔的外墙，为摄影师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。他们用强光照射剪纸，把“长安”字样和月亮图案投在大慈恩寺的红色围墙上，前面插上几枝塑料枫叶，举着拳头大的假糖葫芦、会发光的金元宝或江南油纸伞，吸引来不少人排队合影。

年前一场冷雨落下，但浇不灭游人的热情。腊月廿九，我走在人头攒动的大唐不夜城。听着鞋子踩在防滑塑胶上“吱扭吱扭”的响声，我想起在十几年前，这里的雕塑还无人问津。因为太过偏僻，到处打游击的奥数班躲藏在附近的一所旧学校里。

每周末上完课，大人会带着我，走过这漫长而冷清的2公里。那时，路上只有风声和踩过石板的“哒哒”声。我时常盯着李世民骑马的雕塑出神，纳闷怎么会有如此无聊的地方。如今，这里的日接待量一度高达30万人次，附近早已别墅林立，成了西安最抢手的地段。

“Amazing!”一声惊呼，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是几位外国游人，他们一手举着稳定器直播，一手接过派发的试吃糖果，塞进嘴里。跟着店员学陕西话：“额滴神呀。”

▲腊月廿九晚上，大慈恩寺外的红墙上被摄影师投出各式剪影，供游人拍照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看着路边挂满枝头的橙黄灯带，我总会不自觉地盯着那条闪烁不定的。它就像哪儿都少不了的兵马俑、步行街上扎眼的巨型肉夹馍雕塑，以及随时会从路边商铺广告声中蹦出来的《西安人的歌》。令我有些尴尬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如今，我又一一碰上它们，便匆匆跳上车，逃回郊区的家。

人声、灯光渐渐稀了。像高压锅泄去了气，回到熟悉的环境，我终于有机会倾听西安。那是梧桐叶掉落的声音，是轮胎轧过马路的声音，是三两好友的划拳声，也是酒后抱着大树“哇哇”不止的呕吐声。

高耸的烟囱伫立在夜幕下，空中不时腾起一束礼花，直挺挺地炸开，照亮老住宅楼顶的太阳能板、城中村蛛网般缠绕的电线和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。

那沉闷的爆炸声，像是来自遥远的过去。

这才是我熟悉的家。路边总有下不完的棋局，引得人们忍不住伸手指点，却又屏住呼吸，只听得见木质棋子碰撞的声响。孩子趴在地上拍卡片，争吵着谁耍赖皮。三轮车总在每周五傍晚准时出现，叫喊着“收破烂喽”或“打醋打酱油”。

走进对面的城中村，空气里多了川豫甘等地的方言。这儿是异乡客最初的落脚地，细长的天空、错综的电线、花花绿绿的彩条灯牌下，是经常湿漉漉、走起来黏脚的水泥地。

在这里，可以轻松找到实惠地道的吃食。菜场、百货、理发、洗衣和娱乐，应有尽有。每次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来这儿吃顿饭，然后坐一会儿。

西安饭馆的主旋律，永远是炉灶呼呼吐火、锅铲铿锵碰撞，以及人们吵架般的交谈声。但最馋人的，还是那些细碎的嘈杂：铁钎落在炉边、铁勺划过瓷碗、油纸擦过白吉馍、铡刀切开软糯的米皮、呼哧呼哧地往嘴里刨泡馍……光是听着，就要流口水了。

▲大年初四下午，西安一处城中村内，不少商铺关着门，人们都回家过年了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更多的时候，城中村是吵闹的。天不亮鸡就开始打鸣，菜场内外充斥着高声的讨价还价，奔走在巷口的搬货工急吼吼地催人“让让！”永远在甩卖的服装店成天播放着“动次打次”的迪斯科节奏。

仔细听的话，还有台球撞击的脆响、电动车反复启动又刹停的摩擦、洗衣机甩干的嗡嗡嗡和冷凝水砸在彩钢瓦上的砰砰声。

这些混杂、急促而生硬的底噪，像持续烧开的水，咕嘟个不停。也正是它们，彰显着此地旺盛的生命力。

西安的声音也大抵如此，一直如此。

姥姥告诉我，将近80年前、她还小的时候，每日天不亮，就要起床和她的舅舅一起挤绿豆丸子，拿去城门附近卖丸子汤。门外，等着进城挑粪的农民、卖货的商贩一早排起长队。

天刚破晓，大门吱吱呀呀地打开，交谈声、叫卖声、牛马嘶鸣和吃饭喝汤的响动一齐喷涌而出，“热闹得太太（很）”。

“闹腾好啊，不然怎么讨生活。”那是她对这座城最早的记忆。姥姥是被她的姥姥，用扁担挑着，一步一步从河南走到西安逃荒的。

我想，那些令我尴尬的塑料西安符号，或许与过去叫卖时的吆喝、如今写字楼里的键盘敲击声没有本质区别。而那些发光的仿古建筑、飞檐翘角和风靡一时的网红滤镜，不过是这座城市漫长生命周期中短暂的一瞬。

而在这看似浮躁的一瞬里，大姐挣到了孩子的学费，男孩攒下了买房的首付，人们拉近了与千百年前的古人之间的距离。

嘈杂过后，留下的只有生活的回音，像城墙那样结结实实的回音。

▲除夕夜，西安火车站候车厅里的屏幕上播放着春晚，一位乘客蹲近观看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这座城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，先后有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，无数人曾在这里生活。如今，从火车站出站大厅的指引条上就能看出，除了旅游，上学、看病、交通和挣生活，才是更多人来此的原因。

除夕夜里，候车大厅中仍坐着不少人，到站和出发提示不断播报。服务台的屏幕上在放春晚，吵闹的歌舞声飘拂在大厅里。我注意到，一个瘦高的男人，正蹲在不远处沉默地注视。直到与主持人一同数完倒计时，他才回到椅子上坐好。

在《难忘今宵》的歌声里，他告诉我，他是陕西安康人，50多岁了，常年在外做建筑工。原本他今年要留在工地值守。结果晚上接到家人重病的消息，便买票赶回。

从西安到安康的最早的一班车，要明天六七点才有，他打算在候车厅捱到那时，“把春晚一看，年就算过了。”说完，他托着下巴，继续等待。

在出站口，我看到又一批人抵达西安。大人忙着接打电话，孩子穿着马面裙蹦跳。深夜，行李箱轮子的滚动声听起来格外响。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来询问，住不住旅馆。

我朝不远处的城墙走去，渐渐地，密集的鞭炮和礼花声远了。黑夜里，除了风吹击城墙的回音，再听不见别的。那存在了六百多年的城墙依旧沉默，摸起来粗粝而坚硬。

临近年关，我又一次回到西安。刚下高速，车子在收费站前挤成一团。鸣笛、轮胎摩擦沥青的刺响，和一声声阻止插队、蹭ETC的“嫑急（别急）”“慌撒（慌什么）”的喊声，在耳边响起。

像往常一样，一旦靠近，我就会不可避免地卷进那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声场里。

这些年出门在外，我听过太多对这里的称赞。

“宝藏旅游地”“网红城市”“文化古都”等高赞评价，仿佛终年和这座城绑定。短视频平台上，抬手就能刷到穿古装的游人在景点前合影，镜头摇过一张张精致的仿古妆容，响起《神话》《琵琶语》等歌曲的旋律。镜头拉远，夜空下的大雁塔钟鼓楼和城墙，被灯光勾勒出庄重的线条。

▲大年初三晚上，西安钟楼前，游人们穿着各式汉服与钟楼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城门楼下，众人踩着摇滚的鼓点，合唱许巍郑钧和黑撒。大唐不夜城点亮了南郊的半边天，广场上回荡着典雅悠长的乐曲，多是传统的五声调式。演奏乐器听起来有埙、有箫，或许还有古琴。舞台上，狄仁杰表演即兴喜剧，李白与路人对诗，不倒翁女孩飞身牵手，到处都是鼎沸的笑声和叫好。

可每当我满怀期待地回来，试图去寻找那个富有诗意的“长安”时，却总是失望而归。

印象里，一靠近人多的地方，我就会被一股聒噪、急切的声音包裹。走出火车站，被人围着问住不住宾馆；走出地铁站，耳边萦绕的是推销古装旅拍的南腔北调；哪怕只是站在路口，也总碰上三蹦子师傅听起来像约架的询问：“揍（走）不揍（走）？”

今年也不例外，我在景区遇到了一个东北大姐和一个四川男孩。大姐守在大雁塔地铁站的闸口附近，逢人就问要不要拍组“嘎嘎好看”的汉服照，“刷刷”地翻相册展示照片。沙哑的嗓音和拖沓的脚步暴露了她的疲惫，她说，为蹭这边的热度，她和家人一起从大连赶来。

男孩则在钟楼鼓楼间徘徊。他能熟练介绍唐宋明等朝代汉服的优缺点，帮人分析跟拍和单张哪个更划算，因此客人不少。他没回老家过年，“春节人气旺哦，我朋友初一当晚挣了两千多。”

大年初三晚上，我和他一起逆着人潮，从钟楼走到鼓楼。这二百多米路，走了十多分钟。走完我开始理解，为什么他的额头总有汗珠、习惯吼着说话——这实在是个体力活儿。

▲大年初三晚上，鼓楼附近步行街人声鼎沸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在这个称得上全宇宙汉服穿着率最高的地方，望着迎面走来的文官武将、公主王侯和怀揣长剑的黑衣侠客，我恍了神：“这是穿越到哪个朝代了？”他告诉我，有些造型来自近年热播的古偶剧，不一定出自真实历史。我则注意到，有人披着猩红长斗篷，像刚从《红楼梦》剧组走出来。

这里的另一大主角，是摄影师。他们背着相机和平板电脑，拉着装满道具和补光灯的露营车。几乎所有能完整拍到楼身的地面上，都有摄影师的身影，包括一棵秃树的V形枝杈后面。晚来的只能掏出板凳、架起梯子，尝试从高度上穷尽拍摄角度。

也许是太过稠密，声音在这里几乎变成实体。因为不断地响起、叠加，按下快门和闪光灯点亮时的响声，变成了均匀的伴奏。天南海北各地口音的交谈，汇成低声部，充胀着每一寸空气。最高最亮的声音，大多来自摄影师与被摄者的交流，“看这边”“不动”“稍微低一点”“保持”，最后以“OK”结尾。

与被行车道包围的钟楼不同，大雁塔周围宽阔的外墙，为摄影师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。他们用强光照射剪纸，把“长安”字样和月亮图案投在大慈恩寺的红色围墙上，前面插上几枝塑料枫叶，举着拳头大的假糖葫芦、会发光的金元宝或江南油纸伞，吸引来不少人排队合影。

年前一场冷雨落下，但浇不灭游人的热情。腊月廿九，我走在人头攒动的大唐不夜城。听着鞋子踩在防滑塑胶上“吱扭吱扭”的响声，我想起在十几年前，这里的雕塑还无人问津。因为太过偏僻，到处打游击的奥数班躲藏在附近的一所旧学校里。

每周末上完课，大人会带着我，走过这漫长而冷清的2公里。那时，路上只有风声和踩过石板的“哒哒”声。我时常盯着李世民骑马的雕塑出神，纳闷怎么会有如此无聊的地方。如今，这里的日接待量一度高达30万人次，附近早已别墅林立，成了西安最抢手的地段。

“Amazing!”一声惊呼，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是几位外国游人，他们一手举着稳定器直播，一手接过派发的试吃糖果，塞进嘴里。跟着店员学陕西话：“额滴神呀。”

▲腊月廿九晚上，大慈恩寺外的红墙上被摄影师投出各式剪影，供游人拍照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看着路边挂满枝头的橙黄灯带，我总会不自觉地盯着那条闪烁不定的。它就像哪儿都少不了的兵马俑、步行街上扎眼的巨型肉夹馍雕塑，以及随时会从路边商铺广告声中蹦出来的《西安人的歌》。令我有些尴尬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如今，我又一一碰上它们，便匆匆跳上车，逃回郊区的家。

人声、灯光渐渐稀了。像高压锅泄去了气，回到熟悉的环境，我终于有机会倾听西安。那是梧桐叶掉落的声音，是轮胎轧过马路的声音，是三两好友的划拳声，也是酒后抱着大树“哇哇”不止的呕吐声。

高耸的烟囱伫立在夜幕下，空中不时腾起一束礼花，直挺挺地炸开，照亮老住宅楼顶的太阳能板、城中村蛛网般缠绕的电线和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。

那沉闷的爆炸声，像是来自遥远的过去。

这才是我熟悉的家。路边总有下不完的棋局，引得人们忍不住伸手指点，却又屏住呼吸，只听得见木质棋子碰撞的声响。孩子趴在地上拍卡片，争吵着谁耍赖皮。三轮车总在每周五傍晚准时出现，叫喊着“收破烂喽”或“打醋打酱油”。

走进对面的城中村，空气里多了川豫甘等地的方言。这儿是异乡客最初的落脚地，细长的天空、错综的电线、花花绿绿的彩条灯牌下，是经常湿漉漉、走起来黏脚的水泥地。

在这里，可以轻松找到实惠地道的吃食。菜场、百货、理发、洗衣和娱乐，应有尽有。每次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来这儿吃顿饭，然后坐一会儿。

西安饭馆的主旋律，永远是炉灶呼呼吐火、锅铲铿锵碰撞，以及人们吵架般的交谈声。但最馋人的，还是那些细碎的嘈杂：铁钎落在炉边、铁勺划过瓷碗、油纸擦过白吉馍、铡刀切开软糯的米皮、呼哧呼哧地往嘴里刨泡馍……光是听着，就要流口水了。

▲大年初四下午，西安一处城中村内，不少商铺关着门，人们都回家过年了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更多的时候，城中村是吵闹的。天不亮鸡就开始打鸣，菜场内外充斥着高声的讨价还价，奔走在巷口的搬货工急吼吼地催人“让让！”永远在甩卖的服装店成天播放着“动次打次”的迪斯科节奏。

仔细听的话，还有台球撞击的脆响、电动车反复启动又刹停的摩擦、洗衣机甩干的嗡嗡嗡和冷凝水砸在彩钢瓦上的砰砰声。

这些混杂、急促而生硬的底噪，像持续烧开的水，咕嘟个不停。也正是它们，彰显着此地旺盛的生命力。

西安的声音也大抵如此，一直如此。

姥姥告诉我，将近80年前、她还小的时候，每日天不亮，就要起床和她的舅舅一起挤绿豆丸子，拿去城门附近卖丸子汤。门外，等着进城挑粪的农民、卖货的商贩一早排起长队。

天刚破晓，大门吱吱呀呀地打开，交谈声、叫卖声、牛马嘶鸣和吃饭喝汤的响动一齐喷涌而出，“热闹得太太（很）”。

“闹腾好啊，不然怎么讨生活。”那是她对这座城最早的记忆。姥姥是被她的姥姥，用扁担挑着，一步一步从河南走到西安逃荒的。

我想，那些令我尴尬的塑料西安符号，或许与过去叫卖时的吆喝、如今写字楼里的键盘敲击声没有本质区别。而那些发光的仿古建筑、飞檐翘角和风靡一时的网红滤镜，不过是这座城市漫长生命周期中短暂的一瞬。

而在这看似浮躁的一瞬里，大姐挣到了孩子的学费，男孩攒下了买房的首付，人们拉近了与千百年前的古人之间的距离。

嘈杂过后，留下的只有生活的回音，像城墙那样结结实实的回音。

▲除夕夜，西安火车站候车厅里的屏幕上播放着春晚，一位乘客蹲近观看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这座城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，先后有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，无数人曾在这里生活。如今，从火车站出站大厅的指引条上就能看出，除了旅游，上学、看病、交通和挣生活，才是更多人来此的原因。

除夕夜里，候车大厅中仍坐着不少人，到站和出发提示不断播报。服务台的屏幕上在放春晚，吵闹的歌舞声飘拂在大厅里。我注意到，一个瘦高的男人，正蹲在不远处沉默地注视。直到与主持人一同数完倒计时，他才回到椅子上坐好。

在《难忘今宵》的歌声里，他告诉我，他是陕西安康人，50多岁了，常年在外做建筑工。原本他今年要留在工地值守。结果晚上接到家人重病的消息，便买票赶回。

从西安到安康的最早的一班车，要明天六七点才有，他打算在候车厅捱到那时，“把春晚一看，年就算过了。”说完，他托着下巴，继续等待。

在出站口，我看到又一批人抵达西安。大人忙着接打电话，孩子穿着马面裙蹦跳。深夜，行李箱轮子的滚动声听起来格外响。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来询问，住不住旅馆。

我朝不远处的城墙走去，渐渐地，密集的鞭炮和礼花声远了。黑夜里，除了风吹击城墙的回音，再听不见别的。那存在了六百多年的城墙依旧沉默，摸起来粗粝而坚硬。

临近年关，我又一次回到西安。刚下高速，车子在收费站前挤成一团。鸣笛、轮胎摩擦沥青的刺响，和一声声阻止插队、蹭ETC的“嫑急（别急）”“慌撒（慌什么）”的喊声，在耳边响起。

像往常一样，一旦靠近，我就会不可避免地卷进那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声场里。

这些年出门在外，我听过太多对这里的称赞。

“宝藏旅游地”“网红城市”“文化古都”等高赞评价，仿佛终年和这座城绑定。短视频平台上，抬手就能刷到穿古装的游人在景点前合影，镜头摇过一张张精致的仿古妆容，响起《神话》《琵琶语》等歌曲的旋律。镜头拉远，夜空下的大雁塔钟鼓楼和城墙，被灯光勾勒出庄重的线条。

▲大年初三晚上，西安钟楼前，游人们穿着各式汉服与钟楼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城门楼下，众人踩着摇滚的鼓点，合唱许巍郑钧和黑撒。大唐不夜城点亮了南郊的半边天，广场上回荡着典雅悠长的乐曲，多是传统的五声调式。演奏乐器听起来有埙、有箫，或许还有古琴。舞台上，狄仁杰表演即兴喜剧，李白与路人对诗，不倒翁女孩飞身牵手，到处都是鼎沸的笑声和叫好。

可每当我满怀期待地回来，试图去寻找那个富有诗意的“长安”时，却总是失望而归。

印象里，一靠近人多的地方，我就会被一股聒噪、急切的声音包裹。走出火车站，被人围着问住不住宾馆；走出地铁站，耳边萦绕的是推销古装旅拍的南腔北调；哪怕只是站在路口，也总碰上三蹦子师傅听起来像约架的询问：“揍（走）不揍（走）？”

今年也不例外，我在景区遇到了一个东北大姐和一个四川男孩。大姐守在大雁塔地铁站的闸口附近，逢人就问要不要拍组“嘎嘎好看”的汉服照，“刷刷”地翻相册展示照片。沙哑的嗓音和拖沓的脚步暴露了她的疲惫，她说，为蹭这边的热度，她和家人一起从大连赶来。

男孩则在钟楼鼓楼间徘徊。他能熟练介绍唐宋明等朝代汉服的优缺点，帮人分析跟拍和单张哪个更划算，因此客人不少。他没回老家过年，“春节人气旺哦，我朋友初一当晚挣了两千多。”

大年初三晚上，我和他一起逆着人潮，从钟楼走到鼓楼。这二百多米路，走了十多分钟。走完我开始理解，为什么他的额头总有汗珠、习惯吼着说话——这实在是个体力活儿。

▲大年初三晚上，鼓楼附近步行街人声鼎沸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在这个称得上全宇宙汉服穿着率最高的地方，望着迎面走来的文官武将、公主王侯和怀揣长剑的黑衣侠客，我恍了神：“这是穿越到哪个朝代了？”他告诉我，有些造型来自近年热播的古偶剧，不一定出自真实历史。我则注意到，有人披着猩红长斗篷，像刚从《红楼梦》剧组走出来。

这里的另一大主角，是摄影师。他们背着相机和平板电脑，拉着装满道具和补光灯的露营车。几乎所有能完整拍到楼身的地面上，都有摄影师的身影，包括一棵秃树的V形枝杈后面。晚来的只能掏出板凳、架起梯子，尝试从高度上穷尽拍摄角度。

也许是太过稠密，声音在这里几乎变成实体。因为不断地响起、叠加，按下快门和闪光灯点亮时的响声，变成了均匀的伴奏。天南海北各地口音的交谈，汇成低声部，充胀着每一寸空气。最高最亮的声音，大多来自摄影师与被摄者的交流，“看这边”“不动”“稍微低一点”“保持”，最后以“OK”结尾。

与被行车道包围的钟楼不同，大雁塔周围宽阔的外墙，为摄影师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。他们用强光照射剪纸，把“长安”字样和月亮图案投在大慈恩寺的红色围墙上，前面插上几枝塑料枫叶，举着拳头大的假糖葫芦、会发光的金元宝或江南油纸伞，吸引来不少人排队合影。

年前一场冷雨落下，但浇不灭游人的热情。腊月廿九，我走在人头攒动的大唐不夜城。听着鞋子踩在防滑塑胶上“吱扭吱扭”的响声，我想起在十几年前，这里的雕塑还无人问津。因为太过偏僻，到处打游击的奥数班躲藏在附近的一所旧学校里。

每周末上完课，大人会带着我，走过这漫长而冷清的2公里。那时，路上只有风声和踩过石板的“哒哒”声。我时常盯着李世民骑马的雕塑出神，纳闷怎么会有如此无聊的地方。如今，这里的日接待量一度高达30万人次，附近早已别墅林立，成了西安最抢手的地段。

“Amazing!”一声惊呼，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是几位外国游人，他们一手举着稳定器直播，一手接过派发的试吃糖果，塞进嘴里。跟着店员学陕西话：“额滴神呀。”

▲腊月廿九晚上，大慈恩寺外的红墙上被摄影师投出各式剪影，供游人拍照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看着路边挂满枝头的橙黄灯带，我总会不自觉地盯着那条闪烁不定的。它就像哪儿都少不了的兵马俑、步行街上扎眼的巨型肉夹馍雕塑，以及随时会从路边商铺广告声中蹦出来的《西安人的歌》。令我有些尴尬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如今，我又一一碰上它们，便匆匆跳上车，逃回郊区的家。

人声、灯光渐渐稀了。像高压锅泄去了气，回到熟悉的环境，我终于有机会倾听西安。那是梧桐叶掉落的声音，是轮胎轧过马路的声音，是三两好友的划拳声，也是酒后抱着大树“哇哇”不止的呕吐声。

高耸的烟囱伫立在夜幕下，空中不时腾起一束礼花，直挺挺地炸开，照亮老住宅楼顶的太阳能板、城中村蛛网般缠绕的电线和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。

那沉闷的爆炸声，像是来自遥远的过去。

这才是我熟悉的家。路边总有下不完的棋局，引得人们忍不住伸手指点，却又屏住呼吸，只听得见木质棋子碰撞的声响。孩子趴在地上拍卡片，争吵着谁耍赖皮。三轮车总在每周五傍晚准时出现，叫喊着“收破烂喽”或“打醋打酱油”。

走进对面的城中村，空气里多了川豫甘等地的方言。这儿是异乡客最初的落脚地，细长的天空、错综的电线、花花绿绿的彩条灯牌下，是经常湿漉漉、走起来黏脚的水泥地。

在这里，可以轻松找到实惠地道的吃食。菜场、百货、理发、洗衣和娱乐，应有尽有。每次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来这儿吃顿饭，然后坐一会儿。

西安饭馆的主旋律，永远是炉灶呼呼吐火、锅铲铿锵碰撞，以及人们吵架般的交谈声。但最馋人的，还是那些细碎的嘈杂：铁钎落在炉边、铁勺划过瓷碗、油纸擦过白吉馍、铡刀切开软糯的米皮、呼哧呼哧地往嘴里刨泡馍……光是听着，就要流口水了。

▲大年初四下午，西安一处城中村内，不少商铺关着门，人们都回家过年了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更多的时候，城中村是吵闹的。天不亮鸡就开始打鸣，菜场内外充斥着高声的讨价还价，奔走在巷口的搬货工急吼吼地催人“让让！”永远在甩卖的服装店成天播放着“动次打次”的迪斯科节奏。

仔细听的话，还有台球撞击的脆响、电动车反复启动又刹停的摩擦、洗衣机甩干的嗡嗡嗡和冷凝水砸在彩钢瓦上的砰砰声。

这些混杂、急促而生硬的底噪，像持续烧开的水，咕嘟个不停。也正是它们，彰显着此地旺盛的生命力。

西安的声音也大抵如此，一直如此。

姥姥告诉我，将近80年前、她还小的时候，每日天不亮，就要起床和她的舅舅一起挤绿豆丸子，拿去城门附近卖丸子汤。门外，等着进城挑粪的农民、卖货的商贩一早排起长队。

天刚破晓，大门吱吱呀呀地打开，交谈声、叫卖声、牛马嘶鸣和吃饭喝汤的响动一齐喷涌而出，“热闹得太太（很）”。

“闹腾好啊，不然怎么讨生活。”那是她对这座城最早的记忆。姥姥是被她的姥姥，用扁担挑着，一步一步从河南走到西安逃荒的。

我想，那些令我尴尬的塑料西安符号，或许与过去叫卖时的吆喝、如今写字楼里的键盘敲击声没有本质区别。而那些发光的仿古建筑、飞檐翘角和风靡一时的网红滤镜，不过是这座城市漫长生命周期中短暂的一瞬。

而在这看似浮躁的一瞬里，大姐挣到了孩子的学费，男孩攒下了买房的首付，人们拉近了与千百年前的古人之间的距离。

嘈杂过后，留下的只有生活的回音，像城墙那样结结实实的回音。

▲除夕夜，西安火车站候车厅里的屏幕上播放着春晚，一位乘客蹲近观看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这座城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，先后有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，无数人曾在这里生活。如今，从火车站出站大厅的指引条上就能看出，除了旅游，上学、看病、交通和挣生活，才是更多人来此的原因。

除夕夜里，候车大厅中仍坐着不少人，到站和出发提示不断播报。服务台的屏幕上在放春晚，吵闹的歌舞声飘拂在大厅里。我注意到，一个瘦高的男人，正蹲在不远处沉默地注视。直到与主持人一同数完倒计时，他才回到椅子上坐好。

在《难忘今宵》的歌声里，他告诉我，他是陕西安康人，50多岁了，常年在外做建筑工。原本他今年要留在工地值守。结果晚上接到家人重病的消息，便买票赶回。

从西安到安康的最早的一班车，要明天六七点才有，他打算在候车厅捱到那时，“把春晚一看，年就算过了。”说完，他托着下巴，继续等待。

在出站口，我看到又一批人抵达西安。大人忙着接打电话，孩子穿着马面裙蹦跳。深夜，行李箱轮子的滚动声听起来格外响。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来询问，住不住旅馆。

我朝不远处的城墙走去，渐渐地，密集的鞭炮和礼花声远了。黑夜里，除了风吹击城墙的回音，再听不见别的。那存在了六百多年的城墙依旧沉默，摸起来粗粝而坚硬。

临近年关，我又一次回到西安。刚下高速，车子在收费站前挤成一团。鸣笛、轮胎摩擦沥青的刺响，和一声声阻止插队、蹭ETC的“嫑急（别急）”“慌撒（慌什么）”的喊声，在耳边响起。

像往常一样，一旦靠近，我就会不可避免地卷进那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声场里。

这些年出门在外，我听过太多对这里的称赞。

“宝藏旅游地”“网红城市”“文化古都”等高赞评价，仿佛终年和这座城绑定。短视频平台上，抬手就能刷到穿古装的游人在景点前合影，镜头摇过一张张精致的仿古妆容，响起《神话》《琵琶语》等歌曲的旋律。镜头拉远，夜空下的大雁塔钟鼓楼和城墙，被灯光勾勒出庄重的线条。

▲大年初三晚上，西安钟楼前，游人们穿着各式汉服与钟楼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城门楼下，众人踩着摇滚的鼓点，合唱许巍郑钧和黑撒。大唐不夜城点亮了南郊的半边天，广场上回荡着典雅悠长的乐曲，多是传统的五声调式。演奏乐器听起来有埙、有箫，或许还有古琴。舞台上，狄仁杰表演即兴喜剧，李白与路人对诗，不倒翁女孩飞身牵手，到处都是鼎沸的笑声和叫好。

可每当我满怀期待地回来，试图去寻找那个富有诗意的“长安”时，却总是失望而归。

印象里，一靠近人多的地方，我就会被一股聒噪、急切的声音包裹。走出火车站，被人围着问住不住宾馆；走出地铁站，耳边萦绕的是推销古装旅拍的南腔北调；哪怕只是站在路口，也总碰上三蹦子师傅听起来像约架的询问：“揍（走）不揍（走）？”

今年也不例外，我在景区遇到了一个东北大姐和一个四川男孩。大姐守在大雁塔地铁站的闸口附近，逢人就问要不要拍组“嘎嘎好看”的汉服照，“刷刷”地翻相册展示照片。沙哑的嗓音和拖沓的脚步暴露了她的疲惫，她说，为蹭这边的热度，她和家人一起从大连赶来。

男孩则在钟楼鼓楼间徘徊。他能熟练介绍唐宋明等朝代汉服的优缺点，帮人分析跟拍和单张哪个更划算，因此客人不少。他没回老家过年，“春节人气旺哦，我朋友初一当晚挣了两千多。”

大年初三晚上，我和他一起逆着人潮，从钟楼走到鼓楼。这二百多米路，走了十多分钟。走完我开始理解，为什么他的额头总有汗珠、习惯吼着说话——这实在是个体力活儿。

▲大年初三晚上，鼓楼附近步行街人声鼎沸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在这个称得上全宇宙汉服穿着率最高的地方，望着迎面走来的文官武将、公主王侯和怀揣长剑的黑衣侠客，我恍了神：“这是穿越到哪个朝代了？”他告诉我，有些造型来自近年热播的古偶剧，不一定出自真实历史。我则注意到，有人披着猩红长斗篷，像刚从《红楼梦》剧组走出来。

这里的另一大主角，是摄影师。他们背着相机和平板电脑，拉着装满道具和补光灯的露营车。几乎所有能完整拍到楼身的地面上，都有摄影师的身影，包括一棵秃树的V形枝杈后面。晚来的只能掏出板凳、架起梯子，尝试从高度上穷尽拍摄角度。

也许是太过稠密，声音在这里几乎变成实体。因为不断地响起、叠加，按下快门和闪光灯点亮时的响声，变成了均匀的伴奏。天南海北各地口音的交谈，汇成低声部，充胀着每一寸空气。最高最亮的声音，大多来自摄影师与被摄者的交流，“看这边”“不动”“稍微低一点”“保持”，最后以“OK”结尾。

与被行车道包围的钟楼不同，大雁塔周围宽阔的外墙，为摄影师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。他们用强光照射剪纸，把“长安”字样和月亮图案投在大慈恩寺的红色围墙上，前面插上几枝塑料枫叶，举着拳头大的假糖葫芦、会发光的金元宝或江南油纸伞，吸引来不少人排队合影。

年前一场冷雨落下，但浇不灭游人的热情。腊月廿九，我走在人头攒动的大唐不夜城。听着鞋子踩在防滑塑胶上“吱扭吱扭”的响声，我想起在十几年前，这里的雕塑还无人问津。因为太过偏僻，到处打游击的奥数班躲藏在附近的一所旧学校里。

每周末上完课，大人会带着我，走过这漫长而冷清的2公里。那时，路上只有风声和踩过石板的“哒哒”声。我时常盯着李世民骑马的雕塑出神，纳闷怎么会有如此无聊的地方。如今，这里的日接待量一度高达30万人次，附近早已别墅林立，成了西安最抢手的地段。

“Amazing!”一声惊呼，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是几位外国游人，他们一手举着稳定器直播，一手接过派发的试吃糖果，塞进嘴里。跟着店员学陕西话：“额滴神呀。”

▲腊月廿九晚上，大慈恩寺外的红墙上被摄影师投出各式剪影，供游人拍照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看着路边挂满枝头的橙黄灯带，我总会不自觉地盯着那条闪烁不定的。它就像哪儿都少不了的兵马俑、步行街上扎眼的巨型肉夹馍雕塑，以及随时会从路边商铺广告声中蹦出来的《西安人的歌》。令我有些尴尬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如今，我又一一碰上它们，便匆匆跳上车，逃回郊区的家。

人声、灯光渐渐稀了。像高压锅泄去了气，回到熟悉的环境，我终于有机会倾听西安。那是梧桐叶掉落的声音，是轮胎轧过马路的声音，是三两好友的划拳声，也是酒后抱着大树“哇哇”不止的呕吐声。

高耸的烟囱伫立在夜幕下，空中不时腾起一束礼花，直挺挺地炸开，照亮老住宅楼顶的太阳能板、城中村蛛网般缠绕的电线和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。

那沉闷的爆炸声，像是来自遥远的过去。

这才是我熟悉的家。路边总有下不完的棋局，引得人们忍不住伸手指点，却又屏住呼吸，只听得见木质棋子碰撞的声响。孩子趴在地上拍卡片，争吵着谁耍赖皮。三轮车总在每周五傍晚准时出现，叫喊着“收破烂喽”或“打醋打酱油”。

走进对面的城中村，空气里多了川豫甘等地的方言。这儿是异乡客最初的落脚地，细长的天空、错综的电线、花花绿绿的彩条灯牌下，是经常湿漉漉、走起来黏脚的水泥地。

在这里，可以轻松找到实惠地道的吃食。菜场、百货、理发、洗衣和娱乐，应有尽有。每次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来这儿吃顿饭，然后坐一会儿。

西安饭馆的主旋律，永远是炉灶呼呼吐火、锅铲铿锵碰撞，以及人们吵架般的交谈声。但最馋人的，还是那些细碎的嘈杂：铁钎落在炉边、铁勺划过瓷碗、油纸擦过白吉馍、铡刀切开软糯的米皮、呼哧呼哧地往嘴里刨泡馍……光是听着，就要流口水了。

▲大年初四下午，西安一处城中村内，不少商铺关着门，人们都回家过年了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更多的时候，城中村是吵闹的。天不亮鸡就开始打鸣，菜场内外充斥着高声的讨价还价，奔走在巷口的搬货工急吼吼地催人“让让！”永远在甩卖的服装店成天播放着“动次打次”的迪斯科节奏。

仔细听的话，还有台球撞击的脆响、电动车反复启动又刹停的摩擦、洗衣机甩干的嗡嗡嗡和冷凝水砸在彩钢瓦上的砰砰声。

这些混杂、急促而生硬的底噪，像持续烧开的水，咕嘟个不停。也正是它们，彰显着此地旺盛的生命力。

西安的声音也大抵如此，一直如此。

姥姥告诉我，将近80年前、她还小的时候，每日天不亮，就要起床和她的舅舅一起挤绿豆丸子，拿去城门附近卖丸子汤。门外，等着进城挑粪的农民、卖货的商贩一早排起长队。

天刚破晓，大门吱吱呀呀地打开，交谈声、叫卖声、牛马嘶鸣和吃饭喝汤的响动一齐喷涌而出，“热闹得太太（很）”。

“闹腾好啊，不然怎么讨生活。”那是她对这座城最早的记忆。姥姥是被她的姥姥，用扁担挑着，一步一步从河南走到西安逃荒的。

我想，那些令我尴尬的塑料西安符号，或许与过去叫卖时的吆喝、如今写字楼里的键盘敲击声没有本质区别。而那些发光的仿古建筑、飞檐翘角和风靡一时的网红滤镜，不过是这座城市漫长生命周期中短暂的一瞬。

而在这看似浮躁的一瞬里，大姐挣到了孩子的学费，男孩攒下了买房的首付，人们拉近了与千百年前的古人之间的距离。

嘈杂过后，留下的只有生活的回音，像城墙那样结结实实的回音。

▲除夕夜，西安火车站候车厅里的屏幕上播放着春晚，一位乘客蹲近观看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这座城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，先后有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，无数人曾在这里生活。如今，从火车站出站大厅的指引条上就能看出，除了旅游，上学、看病、交通和挣生活，才是更多人来此的原因。

除夕夜里，候车大厅中仍坐着不少人，到站和出发提示不断播报。服务台的屏幕上在放春晚，吵闹的歌舞声飘拂在大厅里。我注意到，一个瘦高的男人，正蹲在不远处沉默地注视。直到与主持人一同数完倒计时，他才回到椅子上坐好。

在《难忘今宵》的歌声里，他告诉我，他是陕西安康人，50多岁了，常年在外做建筑工。原本他今年要留在工地值守。结果晚上接到家人重病的消息，便买票赶回。

从西安到安康的最早的一班车，要明天六七点才有，他打算在候车厅捱到那时，“把春晚一看，年就算过了。”说完，他托着下巴，继续等待。

在出站口，我看到又一批人抵达西安。大人忙着接打电话，孩子穿着马面裙蹦跳。深夜，行李箱轮子的滚动声听起来格外响。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来询问，住不住旅馆。

我朝不远处的城墙走去，渐渐地，密集的鞭炮和礼花声远了。黑夜里，除了风吹击城墙的回音，再听不见别的。那存在了六百多年的城墙依旧沉默，摸起来粗粝而坚硬。

临近年关，我又一次回到西安。刚下高速，车子在收费站前挤成一团。鸣笛、轮胎摩擦沥青的刺响，和一声声阻止插队、蹭ETC的“嫑急（别急）”“慌撒（慌什么）”的喊声，在耳边响起。

像往常一样，一旦靠近，我就会不可避免地卷进那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声场里。

这些年出门在外，我听过太多对这里的称赞。

“宝藏旅游地”“网红城市”“文化古都”等高赞评价，仿佛终年和这座城绑定。短视频平台上，抬手就能刷到穿古装的游人在景点前合影，镜头摇过一张张精致的仿古妆容，响起《神话》《琵琶语》等歌曲的旋律。镜头拉远，夜空下的大雁塔钟鼓楼和城墙，被灯光勾勒出庄重的线条。

▲大年初三晚上，西安钟楼前，游人们穿着各式汉服与钟楼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城门楼下，众人踩着摇滚的鼓点，合唱许巍郑钧和黑撒。大唐不夜城点亮了南郊的半边天，广场上回荡着典雅悠长的乐曲，多是传统的五声调式。演奏乐器听起来有埙、有箫，或许还有古琴。舞台上，狄仁杰表演即兴喜剧，李白与路人对诗，不倒翁女孩飞身牵手，到处都是鼎沸的笑声和叫好。

可每当我满怀期待地回来，试图去寻找那个富有诗意的“长安”时，却总是失望而归。

印象里，一靠近人多的地方，我就会被一股聒噪、急切的声音包裹。走出火车站，被人围着问住不住宾馆；走出地铁站，耳边萦绕的是推销古装旅拍的南腔北调；哪怕只是站在路口，也总碰上三蹦子师傅听起来像约架的询问：“揍（走）不揍（走）？”

今年也不例外，我在景区遇到了一个东北大姐和一个四川男孩。大姐守在大雁塔地铁站的闸口附近，逢人就问要不要拍组“嘎嘎好看”的汉服照，“刷刷”地翻相册展示照片。沙哑的嗓音和拖沓的脚步暴露了她的疲惫，她说，为蹭这边的热度，她和家人一起从大连赶来。

男孩则在钟楼鼓楼间徘徊。他能熟练介绍唐宋明等朝代汉服的优缺点，帮人分析跟拍和单张哪个更划算，因此客人不少。他没回老家过年，“春节人气旺哦，我朋友初一当晚挣了两千多。”

大年初三晚上，我和他一起逆着人潮，从钟楼走到鼓楼。这二百多米路，走了十多分钟。走完我开始理解，为什么他的额头总有汗珠、习惯吼着说话——这实在是个体力活儿。

▲大年初三晚上，鼓楼附近步行街人声鼎沸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在这个称得上全宇宙汉服穿着率最高的地方，望着迎面走来的文官武将、公主王侯和怀揣长剑的黑衣侠客，我恍了神：“这是穿越到哪个朝代了？”他告诉我，有些造型来自近年热播的古偶剧，不一定出自真实历史。我则注意到，有人披着猩红长斗篷，像刚从《红楼梦》剧组走出来。

这里的另一大主角，是摄影师。他们背着相机和平板电脑，拉着装满道具和补光灯的露营车。几乎所有能完整拍到楼身的地面上，都有摄影师的身影，包括一棵秃树的V形枝杈后面。晚来的只能掏出板凳、架起梯子，尝试从高度上穷尽拍摄角度。

也许是太过稠密，声音在这里几乎变成实体。因为不断地响起、叠加，按下快门和闪光灯点亮时的响声，变成了均匀的伴奏。天南海北各地口音的交谈，汇成低声部，充胀着每一寸空气。最高最亮的声音，大多来自摄影师与被摄者的交流，“看这边”“不动”“稍微低一点”“保持”，最后以“OK”结尾。

与被行车道包围的钟楼不同，大雁塔周围宽阔的外墙，为摄影师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。他们用强光照射剪纸，把“长安”字样和月亮图案投在大慈恩寺的红色围墙上，前面插上几枝塑料枫叶，举着拳头大的假糖葫芦、会发光的金元宝或江南油纸伞，吸引来不少人排队合影。

年前一场冷雨落下，但浇不灭游人的热情。腊月廿九，我走在人头攒动的大唐不夜城。听着鞋子踩在防滑塑胶上“吱扭吱扭”的响声，我想起在十几年前，这里的雕塑还无人问津。因为太过偏僻，到处打游击的奥数班躲藏在附近的一所旧学校里。

每周末上完课，大人会带着我，走过这漫长而冷清的2公里。那时，路上只有风声和踩过石板的“哒哒”声。我时常盯着李世民骑马的雕塑出神，纳闷怎么会有如此无聊的地方。如今，这里的日接待量一度高达30万人次，附近早已别墅林立，成了西安最抢手的地段。

“Amazing!”一声惊呼，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是几位外国游人，他们一手举着稳定器直播，一手接过派发的试吃糖果，塞进嘴里。跟着店员学陕西话：“额滴神呀。”

▲腊月廿九晚上，大慈恩寺外的红墙上被摄影师投出各式剪影，供游人拍照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看着路边挂满枝头的橙黄灯带，我总会不自觉地盯着那条闪烁不定的。它就像哪儿都少不了的兵马俑、步行街上扎眼的巨型肉夹馍雕塑，以及随时会从路边商铺广告声中蹦出来的《西安人的歌》。令我有些尴尬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如今，我又一一碰上它们，便匆匆跳上车，逃回郊区的家。

人声、灯光渐渐稀了。像高压锅泄去了气，回到熟悉的环境，我终于有机会倾听西安。那是梧桐叶掉落的声音，是轮胎轧过马路的声音，是三两好友的划拳声，也是酒后抱着大树“哇哇”不止的呕吐声。

高耸的烟囱伫立在夜幕下，空中不时腾起一束礼花，直挺挺地炸开，照亮老住宅楼顶的太阳能板、城中村蛛网般缠绕的电线和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。

那沉闷的爆炸声，像是来自遥远的过去。

这才是我熟悉的家。路边总有下不完的棋局，引得人们忍不住伸手指点，却又屏住呼吸，只听得见木质棋子碰撞的声响。孩子趴在地上拍卡片，争吵着谁耍赖皮。三轮车总在每周五傍晚准时出现，叫喊着“收破烂喽”或“打醋打酱油”。

走进对面的城中村，空气里多了川豫甘等地的方言。这儿是异乡客最初的落脚地，细长的天空、错综的电线、花花绿绿的彩条灯牌下，是经常湿漉漉、走起来黏脚的水泥地。

在这里，可以轻松找到实惠地道的吃食。菜场、百货、理发、洗衣和娱乐，应有尽有。每次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来这儿吃顿饭，然后坐一会儿。

西安饭馆的主旋律，永远是炉灶呼呼吐火、锅铲铿锵碰撞，以及人们吵架般的交谈声。但最馋人的，还是那些细碎的嘈杂：铁钎落在炉边、铁勺划过瓷碗、油纸擦过白吉馍、铡刀切开软糯的米皮、呼哧呼哧地往嘴里刨泡馍……光是听着，就要流口水了。

▲大年初四下午，西安一处城中村内，不少商铺关着门，人们都回家过年了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更多的时候，城中村是吵闹的。天不亮鸡就开始打鸣，菜场内外充斥着高声的讨价还价，奔走在巷口的搬货工急吼吼地催人“让让！”永远在甩卖的服装店成天播放着“动次打次”的迪斯科节奏。

仔细听的话，还有台球撞击的脆响、电动车反复启动又刹停的摩擦、洗衣机甩干的嗡嗡嗡和冷凝水砸在彩钢瓦上的砰砰声。

这些混杂、急促而生硬的底噪，像持续烧开的水，咕嘟个不停。也正是它们，彰显着此地旺盛的生命力。

西安的声音也大抵如此，一直如此。

姥姥告诉我，将近80年前、她还小的时候，每日天不亮，就要起床和她的舅舅一起挤绿豆丸子，拿去城门附近卖丸子汤。门外，等着进城挑粪的农民、卖货的商贩一早排起长队。

天刚破晓，大门吱吱呀呀地打开，交谈声、叫卖声、牛马嘶鸣和吃饭喝汤的响动一齐喷涌而出，“热闹得太太（很）”。

“闹腾好啊，不然怎么讨生活。”那是她对这座城最早的记忆。姥姥是被她的姥姥，用扁担挑着，一步一步从河南走到西安逃荒的。

我想，那些令我尴尬的塑料西安符号，或许与过去叫卖时的吆喝、如今写字楼里的键盘敲击声没有本质区别。而那些发光的仿古建筑、飞檐翘角和风靡一时的网红滤镜，不过是这座城市漫长生命周期中短暂的一瞬。

而在这看似浮躁的一瞬里，大姐挣到了孩子的学费，男孩攒下了买房的首付，人们拉近了与千百年前的古人之间的距离。

嘈杂过后，留下的只有生活的回音，像城墙那样结结实实的回音。

▲除夕夜，西安火车站候车厅里的屏幕上播放着春晚，一位乘客蹲近观看。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
这座城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，先后有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，无数人曾在这里生活。如今，从火车站出站大厅的指引条上就能看出，除了旅游，上学、看病、交通和挣生活，才是更多人来此的原因。

除夕夜里，候车大厅中仍坐着不少人，到站和出发提示不断播报。服务台的屏幕上在放春晚，吵闹的歌舞声飘拂在大厅里。我注意到，一个瘦高的男人，正蹲在不远处沉默地注视。直到与主持人一同数完倒计时，他才回到椅子上坐好。

在《难忘今宵》的歌声里，他告诉我，他是陕西安康人，50多岁了，常年在外做建筑工。原本他今年要留在工地值守。结果晚上接到家人重病的消息，便买票赶回。

从西安到安康的最早的一班车，要明天六七点才有，他打算在候车厅捱到那时，“把春晚一看，年就算过了。”说完，他托着下巴，继续等待。

在出站口，我看到又一批人抵达西安。大人忙着接打电话，孩子穿着马面裙蹦跳。深夜，行李箱轮子的滚动声听起来格外响。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来询问，住不住旅馆。

我朝不远处的城墙走去，渐渐地，密集的鞭炮和礼花声远了。黑夜里，除了风吹击城墙的回音，再听不见别的。那存在了六百多年的城墙依旧沉默，摸起来粗粝而坚硬。